三、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挑战
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治理本身构成了挑战，同时，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某些方面与国际的继续脱轨，也是阻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传统治理体系和能力面临的挑战。正如上面提到，以信息科技深度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有着去中心化和大众化，以及趋于被负面使用的特征，这些都对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挑战。一方面，执政者要应对公众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执政者还得确保公众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不被负面和不实信息所误导从而走上歧途。这其实不仅仅是政府信息公开，而是整个传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力，执政者驾驭全局的能力都可能遭到削弱，甚至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我国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完善。首先，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9年4月3日进行了修订，但是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位阶不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体系包括《条例》和位阶更低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法律位阶较低，不易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上位法律协调、配合。比如《档案法》就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利用规定了一套与《条例》完全不同的权限和程序。当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已交由行政机关档案部门保管或者已转交国家档案馆保管时，因两部规范调整事项的重叠且均未明确各自对处于不同阶段文件资料的调整规则，使得《条例》和《档案法》产生了适用上的冲突。实践中就有行政机关将公民申请的政府信息临时移送综合档案馆以规避适用《条例》的案例，这显然不利于公民知情权及《条例》目的的实现。其次，当前《条例》设立的宗旨不全面并缺乏高度。修订后的条例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较之于修订前版本，这一版本只是将“促进依法行政”改成了“建设法治政府”，而相较于世界通行的旨在提升政府的透明与公信力，实现公民的知情权，鼓励与促进公民参与和问责，助益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更好公共服务，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宗旨还有所差距。
四、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信息公开的机遇
新技术革命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和发展动力，而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也已经历十年的路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再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信息公开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发展的机遇。
第一，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和更强的动力。便利条件方面不用多说，不管是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还是数据开放等都依赖于当前科技的巨大进步。区块链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可能及广阔前景。在其更强动力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谈论政治、经济、公共话题，了解重大事件实时进展的公共平台。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全媒体以其便携、移动、快速等特征使传播环境更加多样、复杂。相较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舆论场”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时由于拘泥于多种约束因素而无法作出及时反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基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新兴网络媒体中孕育的“民间舆论场”具有明显的优势与亲民特性。如果说在传统传播环境中政府信息控制是可能的，那么在新科技席卷下信息控制则几乎不可能。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当事人，提供的信息比政府发布信息更准确、更及时，这就要求政府更加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公开，否则不仅会面临被动，而且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这种转变在图2中就有很好的体现。政府不仅是信息公开的主体，还应成为信息公共平台的搭建者与维护者，并且积极带头促进数据的开放。
第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自2008年正式建立以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相应地做了修订和完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项评估报告，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呈现出六个方面的亮点。一是信息公开已建立起多元化的渠道，包括政府的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政务微博微信等。二是政务运作信息更加公开规范、透明，包括在门户网站公开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通过“阳光执法网上服务大厅”发布行政运作事项、行政决定、预决算信息等。三是行政机关每年公布该机构的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及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等，以及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等。四是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后者往往都是社会普遍关注和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五是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准确解读法律、政策文件。六是越来越多的公民选择以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方式获取其需要的信息。⑫现在每年的申请量已经达到几十万起。在这十年中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并相应地对《条例》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其亮点包括七个方面，包括扩大主动公开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明确“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提升公开的在线服务水平，取消依申请公开的“三需要”门槛，完善了依申请公开的程序规定，强化便民服务举措，进一步加大对《条例》落实的监督保障力度等。这些无疑为新技术革命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完善明确了方向。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2015年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则将政务公开作为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提出了制订《条例》时未考虑到的新要求，如“创新政务公开方式，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此外，2016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并提出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加强政策解读、扩大公众参与、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媒体作用等新要求。201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对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都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无疑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动力和机遇。
当然，国外除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之外，对于如何有效地执行相关框架也有非常多的尝试和经验，比如执行的指标体系建设，值得借鉴。这里囿于篇幅就不再赘述。
总之，面对新技术革命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该稳妥面对，主动把握机遇，加大力度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各项深化改革举措，全方位加速在治道层面与国际接轨，才有可能使其实现更良好的发展。事实或将证明，中国的政道与西方的治道结合或将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文明。
注释：
①唐绪军：《“后真相”何以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2018年6月27日，http：//xinwen.cssn.cn/sy_50320/zdtj/hcxzzl/201806/t20180627_4455913.shtml，2019年10月22日。
②The World Bank Public Sector and Governance Group，“Freedom of Information Systems（Right to information/Access to Information）：a Background Primer，”https：//agidata.org/pam/，Retrieved on Oct.29，2019
③杨伟东：《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④彭錞：《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逻辑》，《法学》2019年第2期，第44-45页。
⑤The World Bank Public Sector and Governance Group，“Freedom of Information Systems（Right to in fonmation/Access to Information）：a Background Primer，”World Bank https：//agidata.org/pam/，Retrieved on Oct.29，2019.
⑥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Access to Information：Practice Note，2003，”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aplaws/publication/en/publications/democratic-governancedg-publications-for-website/access-to-information-practicenote/A2I_PN_English.pdf，retrieved on Nov.3，2019.
⑦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Access to Information：Practice Note，2003，”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aplaws/publication/en/publications/democratic-governance/dg-publications-for-website/access-to-information-practicenote/A2I_PN_English.pdf，2019-11-03.
⑧彭成义：《国外吹哨人保护制度及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44页。
⑨杨伟东：《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52-57页。
⑩Toby Mendel，Freedom of Information：A Comparative Legal Survey，UNESCO：Paris，2008，pp.31-40.
⑪外围弧形箭头代表传统政府信息公开，内部直线箭头代表新环境的政府信息公开。转引自万新娜：《“大数据”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重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20页。
⑫转引自姜明安：《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趋势》，《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1页。
作者简介：彭成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治理本身构成了挑战，同时，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某些方面与国际的继续脱轨，也是阻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传统治理体系和能力面临的挑战。正如上面提到，以信息科技深度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有着去中心化和大众化，以及趋于被负面使用的特征，这些都对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挑战。一方面，执政者要应对公众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执政者还得确保公众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不被负面和不实信息所误导从而走上歧途。这其实不仅仅是政府信息公开，而是整个传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力，执政者驾驭全局的能力都可能遭到削弱，甚至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我国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完善。首先，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9年4月3日进行了修订，但是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位阶不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体系包括《条例》和位阶更低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法律位阶较低，不易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上位法律协调、配合。比如《档案法》就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利用规定了一套与《条例》完全不同的权限和程序。当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已交由行政机关档案部门保管或者已转交国家档案馆保管时，因两部规范调整事项的重叠且均未明确各自对处于不同阶段文件资料的调整规则，使得《条例》和《档案法》产生了适用上的冲突。实践中就有行政机关将公民申请的政府信息临时移送综合档案馆以规避适用《条例》的案例，这显然不利于公民知情权及《条例》目的的实现。其次，当前《条例》设立的宗旨不全面并缺乏高度。修订后的条例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较之于修订前版本，这一版本只是将“促进依法行政”改成了“建设法治政府”，而相较于世界通行的旨在提升政府的透明与公信力，实现公民的知情权，鼓励与促进公民参与和问责，助益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更好公共服务，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宗旨还有所差距。
四、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信息公开的机遇
新技术革命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和发展动力，而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也已经历十年的路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再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信息公开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发展的机遇。
第一，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和更强的动力。便利条件方面不用多说，不管是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还是数据开放等都依赖于当前科技的巨大进步。区块链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可能及广阔前景。在其更强动力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谈论政治、经济、公共话题，了解重大事件实时进展的公共平台。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全媒体以其便携、移动、快速等特征使传播环境更加多样、复杂。相较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官方舆论场”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时由于拘泥于多种约束因素而无法作出及时反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基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新兴网络媒体中孕育的“民间舆论场”具有明显的优势与亲民特性。如果说在传统传播环境中政府信息控制是可能的，那么在新科技席卷下信息控制则几乎不可能。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当事人，提供的信息比政府发布信息更准确、更及时，这就要求政府更加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公开，否则不仅会面临被动，而且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这种转变在图2中就有很好的体现。政府不仅是信息公开的主体，还应成为信息公共平台的搭建者与维护者，并且积极带头促进数据的开放。
第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自2008年正式建立以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相应地做了修订和完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项评估报告，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呈现出六个方面的亮点。一是信息公开已建立起多元化的渠道，包括政府的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政务微博微信等。二是政务运作信息更加公开规范、透明，包括在门户网站公开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通过“阳光执法网上服务大厅”发布行政运作事项、行政决定、预决算信息等。三是行政机关每年公布该机构的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及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等，以及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等。四是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后者往往都是社会普遍关注和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五是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准确解读法律、政策文件。六是越来越多的公民选择以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方式获取其需要的信息。⑫现在每年的申请量已经达到几十万起。在这十年中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并相应地对《条例》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其亮点包括七个方面，包括扩大主动公开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明确“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提升公开的在线服务水平，取消依申请公开的“三需要”门槛，完善了依申请公开的程序规定，强化便民服务举措，进一步加大对《条例》落实的监督保障力度等。这些无疑为新技术革命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完善明确了方向。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2015年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则将政务公开作为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提出了制订《条例》时未考虑到的新要求，如“创新政务公开方式，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此外，2016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并提出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加强政策解读、扩大公众参与、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媒体作用等新要求。201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对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都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无疑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动力和机遇。
当然，国外除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之外，对于如何有效地执行相关框架也有非常多的尝试和经验，比如执行的指标体系建设，值得借鉴。这里囿于篇幅就不再赘述。
总之，面对新技术革命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该稳妥面对，主动把握机遇，加大力度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各项深化改革举措，全方位加速在治道层面与国际接轨，才有可能使其实现更良好的发展。事实或将证明，中国的政道与西方的治道结合或将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文明。
注释：
①唐绪军：《“后真相”何以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2018年6月27日，http：//xinwen.cssn.cn/sy_50320/zdtj/hcxzzl/201806/t20180627_4455913.shtml，2019年10月22日。
②The World Bank Public Sector and Governance Group，“Freedom of Information Systems（Right to information/Access to Information）：a Background Primer，”https：//agidata.org/pam/，Retrieved on Oct.29，2019
③杨伟东：《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④彭錞：《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逻辑》，《法学》2019年第2期，第44-45页。
⑤The World Bank Public Sector and Governance Group，“Freedom of Information Systems（Right to in fonmation/Access to Information）：a Background Primer，”World Bank https：//agidata.org/pam/，Retrieved on Oct.29，2019.
⑥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Access to Information：Practice Note，2003，”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aplaws/publication/en/publications/democratic-governancedg-publications-for-website/access-to-information-practicenote/A2I_PN_English.pdf，retrieved on Nov.3，2019.
⑦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Access to Information：Practice Note，2003，”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aplaws/publication/en/publications/democratic-governance/dg-publications-for-website/access-to-information-practicenote/A2I_PN_English.pdf，2019-11-03.
⑧彭成义：《国外吹哨人保护制度及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44页。
⑨杨伟东：《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52-57页。
⑩Toby Mendel，Freedom of Information：A Comparative Legal Survey，UNESCO：Paris，2008，pp.31-40.
⑪外围弧形箭头代表传统政府信息公开，内部直线箭头代表新环境的政府信息公开。转引自万新娜：《“大数据”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重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20页。
⑫转引自姜明安：《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趋势》，《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1页。
作者简介：彭成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作者： 彭成义 来源： 《公共行政》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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