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成绩单，我国GDP总量达到14.4万亿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万美元的台阶，正前行在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万”是一个历史性台阶，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立万”之后的登梯步伐将更加艰难，而且登梯所需条件和所需政策与以前又有着微妙而重大的不同。本文从我国率先“立万”并继续攀爬到高收入状态的一些省份的经验说起，结合笔者近年来的研究，试图告诉读者：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长之梯”的艰难时段，外向竞争大企业在这一时段发挥了类似于“踏板”的作用，下一步，应该思考如何恰当地铸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业。
一、“立万”前后必须攀登增长之梯
其实，分省份来看，我国东南沿海有一些省和直辖市早已“立万”并于前几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准，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都是这样。北京在2009年就“立万”了，五年后又达到了高收入状态，2019年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上海比北京还早一年，即在2008年就已“立万”，后来也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并于2018年实现人均GDP过2万美元的大关。广东省晚一些，于2014年“立万”，2019年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也进入了高收入社会。浙江省在2012年“立万”，2019年已经达到1.5万美元。
在这些省市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广东和浙江，尤其应该关注浙江的发展轨迹，因为北京、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当时相比而言就属于“富裕”地区，但广东和浙江在计划经济年代的经济底子很薄。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享有了优惠政策和特殊的开放措施，与港澳毗邻的优势也使其受益匪浅，而浙江却一无计划经济留下的底子，二无吸引外资的优势，三无石油、煤炭等资源禀赋，但是却在全国各省中非常早就“立万”并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可以说，浙江省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最薄的底子、最贫乏的资源，最完整经历低收入—中低收入—上中收入—高收入这个过程的省份。
对于这个完整过程，笔者把在低收入状态下启动较快经济增长，称为进入“增长之门”。如果能将这个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保持十多二十年，就很有机会摆脱低收入状态，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进入中等收入状态之后，特别是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段，笔者称为攀登“增长之梯”。大量实际情况和数据分析表明。攀登增长之梯要比进入增长之门艰难得多。攀登增长之梯的难度，来自于所谓的转型升级问题，以及如何提升创造力、如何与前沿国家进行水平竞争等问题，这比进入增长之门所需要的资本筹集和投入、工业企业的设立和投产、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和学习使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出口，要难得多。所谓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要素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简单转移，转向主要依赖创新和要素在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复杂转移，并在工业扩张速度趋势性放缓的压力下大力发展商业化的服务业并提高其效率；所谓升级，不仅仅是指技术更新更高的产业不断替代以前的产业，更是指在每个产业，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行业，企业尽量往价值链和质量阶梯的高处爬升；而与前沿国家进行水平竞争，不但会面临创造力方面的短板制约，也可能会遭遇前沿国家的直接反制。显然，攀登增长之梯，必然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和对前沿国家的追赶，并且要在全球化环境中扩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出口、要提高主要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这些方面，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包括从东亚一些比较成功的经济体来看，并不容易获得成功。
浙江省至少在至今为止的时间里获得了上述方面较大程度的成功。在这一较大程度成功的背后，浙江省企业群体的变迁很值得分析，因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这是没有疑义的。笔者发现，浙江企业群体从小企业蜂拥而起到一些外向竞争大企业脱颖而出，对于浙江攀登增长之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外向竞争大企业，是攀登增长之梯必不可少的踏板。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没有多少大企业，但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喷涌而出，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被一些学者形容为“小狗经济”。尽管被很多人认为是“低端”、“一哄而上”，但数量众多的“小狗企业”极大地拉升了当地经济增速，把浙江经济迅速带入增长之门，到1995年，全省人均国民收入为97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收入划分的标准，此时浙江成功由低收入阶段跨入中低收入阶段，到2006年，全省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918美元，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段前后，浙江经济开始经历阵痛，GDP增速在全国来看也较早地出现明显回调的情形，企业两极分化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不少中小企业关闭破产。但是，市场机制、竞争力量、全球化环境也造就了一群脱颖而出的优势大企业，它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积累了越来越大的升级转型力量。政府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于2009提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战略，并将此作为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的工作要求，主要措施包括：实施龙头企业百强工程，加强对大企业在用地保障和创新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支持大企业通过合资、联合、并购等方式增强资本实力，支持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发展跨国经营，等等。在此后十年中，浙江制造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收入的比重提升约20个百分点，而且新进百强榜单的企业大多为国际化企业，境外出口比例非常高，相比之下，退出百强榜单的企业，产品出口比例要低得多。中型企业数量尽管大量减少，但经营规模也呈现出快速扩张的态势。这些大中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产品品类和质量的升级也很明显。2015年，浙江省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466美元，成为我国最早进入高收入状态的省市区之一。2016年，浙江又颁布了《“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浙江制造迈向更高品质、更高水平，并走向世界。浙江浓厚的市场化、全球化机制和氛围，以及勃发的企业家精神，再加上这些政策举措的助力，一步一步把浙江经济推向了人均GDP迈上1.5万美元的台阶，并预计未来几年还会有较扎实的增长。
二、攀登增值之梯必须要有踏板大企业
攀登增长之梯，不能没有外向竞争的踏板大企业，这不仅是浙江的经验，也是广东的经验。广东与浙江有些类似。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北京都有一些大企业，但都是国有企业，甚至江苏、山东也有一些国有大企业。但那些大企业不是外向竞争的大企业。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也有大量涌现的小企业群体，助推广东进入增长之门，后来又有一些踏板大企业在市场化、全球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助力广东攀登增长之梯，这些踏板大企业，不但包括本土化了的外商投资企业，也包括华为、腾讯这些的民营企业，好包括美的、格力等改制后实现了市场化的原公有制企业。其实北京、上海等地在过去十几年中，也有一批发挥了踏板作用的外向竞争大企业。
因此，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如何攀登增长之梯，必须要意识到其微观基础变迁的意义。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这是常识。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很容易理解，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的增加值增长，这包括新设企业所带来的增加值，也包括已有企业增加值规模的扩张。恰恰是这个常识性问题，不但经济学家容易栽跟头，政府决策者也容易栽跟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大量项目，更进一步，组织大量的研发攻关，不就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和升级转型、创新驱动了吗？但请不要忘记：没有增加值强劲扩张的企业群体，就不会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没有高生产率的企业群体，就不会有高收入的国民经济。而大量投资、大量项目、大量研发攻关，就必然会带来强劲的、高生产率的企业群体这一结果吗？在实际当中，许多时候没有这样的结果，一些时候还有相反的结果。只要作一些研究，就很容易发现，那些不能成功攀登增长之梯的地区和国家，也并不是不重视投资、不重视项目、不重视研发，而是没有形成全球竞争力不断优化、生产率不断提高、新陈代谢机制不断激活的企业群体，从而导致投资、项目、研发逐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经济增长的任何时期，都需要微观基础。而在攀爬增长之梯重要时段，夯实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与以前显著不同的内容。在迈入增长之门的阶段，大量中小微企业的涌现，对于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攀登增长之梯的阶段，大企业是否有出色表现，对于实现较高经济增速、跨入高收入行列，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上面对浙江经历的描述，只是一个缩影，全国范围内的样本分析更有说服力。对全国范围内数十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本世纪以来，的确有一部分企业表现出了生产率上升和规模扩张方面的异质性。把总样本中营业收入平均增速位于前5%以内的企业筛选出来，我们发现，它们的营业收入增速数倍于总样本，企业规模迅速变大，而且呈现出以本土的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为主的趋势，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尽管这些企业的其中一些在开始时规模并很大，但推着时间推移，它们的营业收入和增加值强劲扩张，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数量大约有三五千户。我们还发现，这些大企业的发展，可以显著带动当地其他企业的产出增长，而且它们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其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也发现，许多大企业逐渐对接和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并实现了质量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有一些大企业还成为各自行业的龙头企业。
这些大企业，不但自己的营业收入和增加值以及生产率强劲增长，而且也带动了它们的业务伙伴及它们身边的许多其他企业的增长，从而在我国攀爬经济增长之梯的阶段，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促进作用。笔者把它们成为增长之梯上的“踏板”。也就是说，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艰难进程中，数量有限的“踏板企业”才是“关键少数”。相对于数量庞大、涵盖大中小微各类规模的所有企业而言，踏板企业的数量并不多，但它们的地位非常重要，从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往往具有“群主”和“链主”的地位，它们是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主导性企业。
那些能够成为踏板的大企业，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就是外向竞争。它们普遍实行外向型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具体形式包括进出口、吸收外资及对外投资、接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球布局生产和营销网络，逐渐深化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研发链、创新链的互动融合，等等，并且最终要在全球体系中屹立于较高的价值链位置。这些企业可能主要是本国资本投资的企业，但并不是说，外商投资企业不会成为本国的踏板企业，重要的是，若要成为本国增长之梯的踏板企业，它们肯定实行较高程度本土化经营，而不是那种像候鸟一样随时向其他国家迁徙的从事简单组装活动的企业。
专门强调外向竞争这一点，并非是多余的。后发国家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状态并继续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本身就是一个借助于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技术、资金、管理优势和市场规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过程。这个过程无法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更何况，世界银行关于低、中、高收入的划分，就是一个开放环境中的国际标准。如果不能做到外向竞争，特别是不能做到面向发达国家的外向竞争，一国的大企业群体，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这个阶段，就难以帮助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增长转型、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即使这个国家接近或者进入高收入状态，也很容易从增长之梯突然滑落，正如爬梯者没有了踏板就会突然跌落一样。不少国家就是这样望高收入而兴叹。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许多大企业，至今为止在这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对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虽有大量出口企业，但规模更大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不过需要警醒的是，这些企业也存在一些短板和隐忧，例如，其价值链升级和质量升级还存在不少问题，其生产率持续提升并缩短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之路还非常崎岖和艰辛，其国内供应链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还不够，有些出口产品质量还高度依赖来自于发到国家的中间品进口。
具有外向竞争特征的企业，一般都处于可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部门。在攀登增长之梯这一时段，往往是制造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上升的时段。笔者并不是说服务业不重要，而是想强调，制造业由于是可贸易部门，它们即使能够得到政府政策的某些支持和扶助，也难以排斥竞争。而服务业却未必如此。显而易见，在攀爬增长之梯的时期，经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考验而成长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升级转型、全球化竞争方面的作用会凸显出来，从而成为踏板企业。
即使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踏板大企业的作用仍然存在。尽管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有着更加多样的形式和内容，平台化、生态化的商业发展模式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和话语权，企业内部的流程和企业之间的边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单个企业的规模仍然是市场力量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人们越来越不以员工人数而是以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来衡量企业规模。从对业务的实际控制和合并报表的角度来看，从对产业链和生态圈的带动力来看，互联网时代的踏板大企业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在增强。因此，不管技术、业态如何变化，企业规模的重要性，特别在攀爬增长之梯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尽管企业规模的大小是一个相对概念和动态概念。
需要澄清的是，在攀爬增长之梯的时候，曾经四处沸腾的中小微企业在这方面的作用就降低了，但应该辩证认识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我国目前许多可视为踏板的大企业是新兴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是从中小微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这意味着，我们绝不能机械地看待和理解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源源涌现的小微企业，便不会有不断崛起的新兴大企业，踏板就难以铸成。如果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期由那些老企业占据，新兴企业难以颠覆和替代它们，行业的竞争力和活力就存在很大问题。缺乏众多中小微企业和新崛起的大企业，也难以出现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尽管我们将踏板大企业视为关键少数，但它们的基础是芸芸多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注重踏板大企业的同时，也绝对应该重视如何让中小微企业继续大量涌现，这样才会为踏板大企业提供足够的后备军和种子选手，增长之梯的踏板才会一级一级地往上接续。
三、踏板大企业如何形成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踏板大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企业到底是自然形成的呢，或者是借助政府之手可以更多更快更好铸成这样的企业？
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回避又无法给出确切回答的问题。这两年，由于美国等国对我国的产业政策进行指摘，我国则进行了反驳，使得这个话题更加令人关注。实际上，“梯子”（ladder）这一词汇，在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正是用来表述政府扶持政策。笔者的研究显示，即便李斯特，还有许多当代经济学家，关于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揭示，政府扶持只有形成了一批基于本土的外向竞争大企业这个结果，才有可能助力一国经济攀登增长之梯；而如果政府扶持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批寻租和垄断的大企业，则不能发挥这样的助力，或者还会有适得其反的后果。本文想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们关于政府扶持的作用可以众说纷纭，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忘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不能忽视攀登增长之梯的踏板企业，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管要不要实施政府扶持，只有形成了一批基于本土的外向竞争大企业，特别是面向发达国家的外向竞争大企业，它们能够登上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率的较高位置，才会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并继续爬高攀升的阶段，助力经济增长。否则，政策分析和政策争论都可能成为无的放矢、没有意义的空话。而在现实当中，踏板大企业可能是由市场竞争力量铸造的，也可能是由适当的政府扶持和产业政策力量铸造的，或者是这两种力量共同铸造的。这也说明，理论远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
不过在我国，政府有时将几个国企合并形成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我国一些行业中规模位于前几位的企业，或者龙头企业，目前还是以国有企业集团居多，它们占有很多产能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金融资源，也比较热衷于国际化经营，其中一些的确有不错的成绩。这些国有大集团，有些就是合并形成的，特别是近年来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即使不是合并形成的国有大集团，它们在获取各种资源注入和政策许可方面也有着难以定量说明的优越性。所以，当我们看到许多国有大集团进入《财富》杂志500大榜单的时候，并不要感到奇怪。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不能有效整合，就无法发挥一体化经营的优势，如果它们处于垄断性领域和不可贸易部门，以及资源性或者管制性行业，就无法经受国际竞争的历练、无法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对于大型民营企业，也不能忽视是否会出现大企业病甚至市场扭曲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但企业本身会畸形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拖累，从而对攀登增长之梯构成看不见的障碍。不管是哪类投资者投资形成的企业，一旦规模足够大，就有可能实行不正当竞争和形成垄断，就有可能过度汲取经济资源，但由于大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过多、相关利益过大，因而不能像中小企业那样进行市场出清，这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劣化。更严重的是，大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如果与政府形成畸形的政商联结，会导致更加顽固复杂的经济政治问题。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教训。因此，在攀登增长之梯的阶段，一方面，大企业可能发挥类似于踏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沦为增长之梯的腐朽木头。所以，如何攀登增长之梯，以及如何正确发挥大企业的作用，尽管可以从研究中寻找出一些有意义、可借鉴的规律，但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的公式。
总而言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形成了一批基于本土的外向竞争大企业，它们正在或有望成为增长之梯的踏板。在这个特殊时段，它们是中国企业群体的关键少数。这些踏板企业的兴起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继续壮大，使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充满巨大希望。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不少这样的企业，即使算得上踏板，这些踏板的稳固牢靠程度还不够高，因为它们在质量升级、价值链爬升、生产率提升等诸多方面需要补短板和除隐忧，以及在公平竞争、公平获取经济资源和政策对待方面需要纠偏差和堵漏洞。此外，当前的全球贸易、全球治理陷入巨大纷争之中，即使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纷争。这使得中国企业，特别是已有和潜在的踏板企业，能否继续融入全球市场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体系、创新体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正确地应对这一议题。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文魁 来源： “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 2020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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