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70年来，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到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出了一条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
回顾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在变化，发展观在转变，经济体制也在变迁。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自2006年进入“十一五”时期起，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70年来，五年计划（规划）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客观评价其历史功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研究工作，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四中、五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文件起草组成员。1962-1973年，陆百甫在国家计委综合局从事宏观经济工作。近日，《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组对陆百甫进行了专访。
三年恢复期
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陆老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请您回忆“一五”计划之前的经济情况。
陆百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在70年的时间里中国解决了他国甚至百年的发展问题，如果探究秘笈的话，可以概括为“3＋1”元素。
“3”代表三层意思。一是中国的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党是指挥者、组织者，能集中民意变成党的意志，把党的意志变成国家意志和行动。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制度保障发展才能有持续性。三是70年来中国的发展，远期有战略，中期有规划，年度有计划。而且远期战略、中期规划、年度计划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三者之间可以进行灵活调整。因此，70年间中国经济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1”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仅能利用国内市场、国内资源，而且还利用了国外市场、国外资源，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使得我们在短短70年的时间中，特别是最近4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得益于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和政策路线的正确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战略。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个词用得非常准确。因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生产衰竭、交通瘫痪、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整个经济处在完全崩溃的状态。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钢的年产量最高是90万吨，1949年是19万吨，现在我国一天钢产量是180万吨，由此推算，现在一天的钢产量相当于1949年9年的产量，这个数字很鲜明地对比出当时经济的衰败。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乱发钞票，据资料显示，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可见当时货币发行的可怕程度。1949年上海解放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小贩挑了一担鸡毛菜进城，中午回来的时候挑了半筐钞票，当时最小的钞票面额1000万元，篮筐里还有1亿的、5亿的、10亿的面额，可见通货膨胀非常严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开始搞经济建设计划。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研究考虑，在生产凋敝的情况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困难，中央决定用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用了三年时间恢复经济。一是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二是完成对工商业的调整；三是进行财政统一管理和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生产。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这样的形势下，1952年，新中国已经全面恢复经济，经济水平比抗日战争前高，当时钢产量已经超过最高水平，粮食产量和轻工业产品产量、交通恢复基本上达到了抗战前的水平，甚至超过抗战前的水平。
“一五”打工业化基础
记者：从1953年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在当时背景下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计划的主要内容和执行情况如何？
陆百甫：1952年，中央决定筹划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如何建设？加上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差，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搞不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因此，“一五”计划，我们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规划，“一五”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5年时间，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化打初步基础。中央提出来的任务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就是“一化三改造”，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算用15年时间来完成这两项任务，一是打基础，二是完成三大改造任务，主要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进行产业布局、产业建设。当时，我们不会造汽车，不会造机床，没有造船和火车头、发电机等生产的能力，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于是请求苏联帮忙。
记者：“一五”计划的制定，当时模仿借鉴了“苏联模式”？在实践中出了什么问题？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建设项目。
陆百甫：苏联非常支持新中国第一个五年的建设，主要的基础工业项目是请苏联援助的，最后定下来156项，是“一五”计划的核心部分。
第一个打基础的五年项目，从工业化基础来讲，有几点：一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新中国恢复建设鞍钢和新建包头钢铁厂，给钢铁工业打基础；在原有煤矿建设基础上，布点了很多新煤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制造厂，技术来自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还包括三大重工，电机、内燃机等这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化工设施。“一五”中心任务以苏联援助的156项为核心，有694个建设单位，实际上，开工的是900多项建设项目。“一五”时期真正落地施工的是146项，少了10个，主要因为还没有完全落实下来，当时还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国家计划在“二五”以后再实施。
“一五”建设过程中，许多项目由苏联帮助设计，机器设备配套也比较复杂，所以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从1952年开始一直在莫斯科派有常驻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亲自出面在苏联谈判，有时候他们在苏联一住就几个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落实，很艰难。从1953年开始实施，直至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五”计划。“一五”项目总投资规模是766多亿元，完成146项项目。当时有个歌词：“七万万两黄金哪里来？”因为766多亿投资相当于当时黄金价格的七万万两黄金。当时，我还学了这首歌。相当于一两黄金就是100多元人民币。这七万万两靠自己筹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技术援助基本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我们配套了一些项目，包括轻工业等项目。
记者：回头看，“一五”计划的布局、产业选择是否反映了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
陆百甫：总的来讲，当时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化打基础。当时由于客观环境影响，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东南沿海是美蒋控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五”计划的布局、产业选择和重点都有特色，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不合理，但当时还是比较合理的。
首先，“一五”时期产业选择，以重工业为核心，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工业化打基础。国际上对新中国围堵、禁运、限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把一些重工业基础建立起来。
第二，从地区来看，由于沿海地区战争因素，工业建设重点布局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例如，造船工业在大连、上海。东北主要是东三省，华北重点放在山西，西北布点比较多，洛阳以西八百里秦川布点了很多重工业，特别是化工，例如兰州化工城。
第三，在项目安排上，主要是以中央重点项目为主，这样选择当时有客观因素，包括有限的资金、政治环境、战争环境，以及当时的条件所限。
“一五”时期前三年的进展，因为有些谈判项目没有落实，相对讲比较慢一点，但总体发展还是比较好的，1956年应该是上项目最高潮的年份。
记者：“一化三改造”在当时争议最多的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过急过快，留下哪些后遗症？
陆百甫：“一五”计划中，由于刚才我讲到的一些历史局限，在生产布局中我们也有缺憾，什么缺憾呢？一是布点过于集中，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和南部地区。二是以中央项目为主，地方项目考虑的比较少，地方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三是以重工业为主，农业轻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作为重点。1956年毛主席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和省市自治区200多个工地领导人汇报，他亲自调查以后，总结我国在“一五”计划中前三年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最后，他提出了很有名的一篇讲话《论十大关系》，原来是在政治局小范围内谈的，但是对中国“一五”计划后期所做的战略性和政策性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经验教训做了许多政策补充，以及一些转型、转轨和调整。所以，《论十大关系》是经济工作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文件。1956年，敲锣打鼓，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成功。“三大改造”完成后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中发展最快的一年，工业产值增加40%，生活资料产值一年增加22%。当年，包括投资规模突破原计划，财政超支，职工人数超计划，1956年做了系统的工资调整，工资总额也突破了，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一般学校的招生人数大大突破原计划。所以，1956年秋天以后出现经济紧运行状况，供应比较紧张，物资短缺问题、供不应求问题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总结认为这个情况不能持续，于是在研究“一五”时期最后一年即1957年计划时做了调整，1957年进行收缩性考虑，投资比1956年总规模减少20%，其他指标基本上采取收缩的方针，想把经济搞得更平衡一点，缓解一下失调和紧张状况。因此，1957年经济热度显然比1956年要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发生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1956年中国经济太冒进，造成了全面紧张，应该调整，1957年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调整的。调整后又有一种理论认为，反冒进是错误的，1956年发展是健康的，1957年收缩反而是错误的。因此，1957年发生了第一次比较大的争论，到底是冒还是不冒？是反冒对了还是反冒错了？当时据我听到的消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对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倾向于1957年反冒进他不赞成，他说经济工作出现了“马鞍形”，我印象当中这个词是毛主席首先说出来的。1957年6月份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过解释，但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平抑下来，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1957年收缩是不满意的。综上所述，“一五”计划时期，前三年进展稍微慢一点。1955年“一五”计划通过后，1956年加快了，加快后又出现紧张，紧张后又出现争论，当时经历的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反思“一五”计划实施情况，对今天有哪些教训和启示？
陆百甫：现在回头来看，“一五”计划结果从指标来看，比原来预想的目标超额完成了。虽然1956年出现了一点紧张，但整体上来讲，“一五”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目标、质量，和其他协调性方面，各方面看“一五”是值得肯定的，包括生产关系的改造、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都互相配合得比较好。“一五”计划快结束时，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二五”大跃进、浮夸风
记者：“二五”时期，1958年到1960年出现了冒进，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对“二五”计划的内容有何影响？
陆百甫：大跃进有思想根源。现在回过头来看，实际上这个思想在“一五”时期逐渐形成了。1954年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刚刚一年不到，毛主席批评“小脚女人”。1952年中央决定过渡时期，从1953年到1967年用15年进行“三大改造”。结果“三大改造”在1955年基本已经完成，实际上只用了三年时间。毛主席在1955年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我在想，这是毛主席想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快一点，后来又推进了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又是一个高潮，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在“一五”后期，对反冒进态度上，还是看出毛主席要快一点的想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当时的确是太困难了，虽然计划15年，但还是想能不能再快一点，能不能突破。这个思想给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很大，急于求成的思想后来越来越严重，这不能完全怪毛主席，全国上下都想改变面貌，因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1956年党中央提出“二五”计划的设想，周恩来总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提出中央的设想。现在回头看这个建议是非常全面、比较准确、符合科学的。因为1956年9月，那段时间急于求成的思想还没有形成，思路比较准确。中央建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提出继续实行工业化，为建设工业体系打基础，完善这个体系，为进一步实现目标前进。当时提出的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键是要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所以，“二五”计划提出的一些目标还是非常好的。
概括地讲，“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思想都是符合实际的。有四条指导思想，其中重点有两条。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第二，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速发展农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近海与内地的关系。
在这个报告里，当时党中央提出五点基本要求。第一，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基础。第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第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第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第五，在工农业发展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二个五年的基本框架勾画出来了。现在回头来讲，如果“二五”时期我们按照上述四个指导思想和五点要求来做的话，“二五”计划效果可能比预想的好得多，而且中国经济可能更快地往前迈步，不会出现“三年调整”和后面一系列的问题，三年困难时期也不会出现。
记者：在过渡时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少，难免有失误。1958年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推向高潮，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如期完成。请您回忆当时全国上下对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总结需要汲取的教训和对于今天有哪些启示？
陆百甫：“二五”计划，我概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折腾的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二五”计划刚开始制定的时候，是按照周总理八大报告来执行的，这是中央通过的。但是在1957年形成“二五”计划的时候，已经有点走样了，因为那时候是在“反反冒进”的争论下形成的，可见，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经开始有些露头。
但在八大的时候思路还是对的。一年多以后形成文本的时候已经有点想快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个计划上，而在执行当中。1958年5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届开了两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总路线，林彪填补为中央副主席，原来副主席四个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一正四副。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大跃进”是那时候发动起来的。
农业上搞“以粮为纲”，工业上搞“以钢为纲”。人民公社化，当时“浮夸风”刮起来了，亩产万斤。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当年钢产量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实现赶超英美的目标。随后很快形成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不切实际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当时我在河北，从徐水到邯郸，还到太行山里面，到处都是亩产万斤粮浮夸风，就像涉县那么穷的干旱的地方，一条山沟里，刮“百里万斤川”浮夸风。最后到年底勉勉强强钢指标报上来是1100多万吨，但最后核实以后发现好多钢都是不能用的次品。最后，国家计委落实的时候，报给中央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合格的钢800万吨，其他都不合格。
实际上，国家计委的同志心里也明白，800万吨好钢里有一部分也是不合格品，劳民伤财。1958年确实丰产了一些，但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又深翻地，把深土翻上来，挑灯夜战，有的红薯、玉米来不及收，烂在地里。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脑子发热，所以1958年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困难。正如我在回忆录中所写，由于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的冒进错误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生产指标低于1957年水平，人们生活必需品供给困难，不少人因吃不饱而浮肿，并有不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1960年开始出现严重的三年灾荒。
当时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刮共产风，为什么叫公社呢？就是共产主义。我记得康生他们还搞了很多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述资料，好像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在思想认识上过于急于求成，革命浪漫主义太过了。1958年出现这个苗头，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全国大办食堂，农村也办食堂。从1958年开始，1959年、1960年上半年首先是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破坏了，城市里企业的管理制度破坏了，空想社会主义泛滥。这种浪漫的想法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损失比较大，口号喊得很响，消耗也比较大，但真正有效的生产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二五”计划在“大跃进”冲击下，把原来的计划破坏了。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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